宝兴县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纪念馆收藏的红军当年翻越雪山时穿的草鞋。 （新华社发 王曦 摄）
7月28日在宝兴县拍摄的夹金山美景。 （新华社记者 吴壮 摄）
游客行走在泸定桥上。 （新华社发 唐文豪 摄）
7月25日，“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来到四川。人民日报、新华社、解放军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媒体，以及四川日报、四川广播电视台等省内主流媒体记者一行，兵分两路，用7天时间沿着红军长征在川足迹再走长征路，挖掘感人的长征故事，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
夹金山上“马灯红”
足迹
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纪念馆
在中央红军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脚下，一张藏族老伯的照片和一盏马灯陈列在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纪念馆内。照片上的人叫作马登洪，是当年红军翻越夹金山的向导。
1935年6月11日，一支部队走进四川雅安宝兴县，步伐整齐、纪律严明的他们一眼看上去就与本地土司武装和国民党军队截然不同。这便是飞夺泸定桥后继续北上的中央红军。
山上的藏族群众悄悄观察着这支队伍。终于，有几位胆子大的年轻人决定下山来看看。宝兴县居民马文礼的父亲马登洪就是其中之一。
“父亲说这些‘码米’（藏语音译，意为当兵的人）不简单，过夜需要生火，可他们不去动老乡家里面已经堆好的柴，反而自己上山去砍。”今年70岁的马文礼回忆。
夹金山海拔4000余米，山岭连绵，地势陡峭，横亘于红军北上的必经之路上。当地流传着一首民谣“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想要翻山，没有可靠的向导是不可能的。
当时，马登洪所在的村子只有十几户。而他的家就在夹金山脚下。“我父亲看到红军纪律严明，又接受了红军的宣传，知道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就答应了红军的邀请，带着另外两位同村的年轻人一起为红军带路。”马文礼说。
当时的夹金山上，最可怕的是当地人称为“雪塘”的山坳。这些山坳常年积雪，看起来和旁边的山路差不多，可人一旦踩上去，就要陷到雪窝子里。要避开这些雪塘，只能靠熟悉路的向导领着，沿着为标记雪塘而用石头垒起来的“望杆”行进。
马登洪等人还告诉红军指战员，要每人削一根“带路棍”用于探路。上了山要少说话，累了也要坚持跟着大部队往前走，千万不能休息，否则就再也站不起来了。由于当地地广人稀，红军实难备足御寒用具，只好向当地农户买了一些辣椒，打了些当地称为“麻窝子”的厚实一点的草鞋便上山了。
夹金山的险峻和高寒令红军指战员们终生难忘。一些将领在回忆录中写到“越往上爬，空气越稀薄，呼吸越困难，有的人头晕脚软，一步一停，一步一喘”“有的同志走着走着，不知怎么地倒下去就完了”。
再困苦的自然条件也不能阻挡这支铁的队伍。
从1935年6月12日至18日，中央红军历经7天7夜，终于翻越夹金山，在懋功（今小金县）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过山以后，红军送了一盏马灯给父亲，并叫他‘马灯红’。父亲后来便将自己名字改为了马登洪。”马文礼说。
随后，国民党追兵也来到了夹金山下，大肆搜捕给红军帮过忙的百姓。为了避难，马登洪一家也翻越夹金山，到懋功做了17年长工维持生计，直到当地解放后才回到了家乡。
1949年，马文礼出生了。马登洪给自己儿子取名为“上坤”（藏语音译，意为勇敢）。1968年，这位勇敢的青年在父亲的支持下参军入伍，成为一名铁道兵战士。1985年，马文礼转业回乡，投身于公安事业，直到2009年退休。
马文礼说，红军精神要代代传承。今天，马家后代正在以不同方式继承着红色家风。马登洪的孙子马树清现在夹金山下硗碛藏族乡泽根村里为村庄公益出力，孙女马花在夹金山干部学院讲军民鱼水情党课。“红军长征播下的种子将一直被传承。” （新华社记者 李康锦 谦薛 笔犁）
重访两河口会议召开地——
红军北上，朝着胜利的方向
足迹
小金县两河口镇
历史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唯有遵循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方针，才有长征的胜利。
在一座关帝庙前，身着嘉绒藏装的杨成红停下脚步。这座庙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小金县两河口镇，是著名的两河口会议召开地。杨成红是小金县达维镇副镇长，也是红军长征两河口会议纪念馆兼职解说员。
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今小金县）会师。懋功所在的川西北人烟稀少，不利于红军的生存发展。红军接下来往哪走？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关帝庙里召开扩大会议，史称两河口会议。
经过充分讨论，会议通过了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纪念馆里一张巨幅油画，重现了会议场景。28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明确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
很快，中共中央离开两河口北上，翻越第二座大雪山梦笔山，到了四个土司管辖的“四土”地区（今马尔康市）。7月上旬，中共中央在马尔康卓克基土司官寨休整一周，继续北上。在卓克基红军长征纪念馆门前，有座名为“北上”的雕塑群像——以毛泽东为中心，展示了红军战士和藏族小红军举旗挑担，跟随领袖向北进发，爬雪山过草地的场景。这一群雕，与两河口会议纪念馆里的“红军北上”雕塑遥相呼应。毛泽东曾多次讲到一个细节：红军过草地时，伙夫同志一起床，不问今天有没有米煮饭，而是先问向南走还是向北走。
方向决定成败。就在两军庆祝会师，北上方针开始贯彻之时，张国焘却进行了一系列违反党的原则的活动，反对北上。行军途中，张国焘竟另立“中央”，坚持南下，公然走上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后来，南下失败，张国焘才不得不再次北上。
历史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唯有遵循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方针，才有长征的胜利。
在马尔康市松岗镇胡底革命烈士纪念广场上，纪念碑被命名为“北望”。遭张国焘残害的胡底烈士所望向的，正是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方向。
在两河口会议纪念馆里，有一座高大的毛泽东塑像，背靠青山，目光坚定。
山河无言，历史回响。（人民日报记者 卫庶 陈振凯）
红军走过的草原
足迹
红原县亚克夏山
这样的烈士墓冢，长征路上还有很多，墓中人的名字无人知晓，他们的功绩永世长存。
这是一片红色的土地。芦花沟溪，溯流而上。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走三公里，远远看到一座高大的墓碑，上书“工农红军烈士之墓”。及至近处，石砌的墓冢上开满鲜花。此地名为四川省红原县，这座山叫亚克夏山，这座墓是全国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
1935年6月至1936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在此地翻越高耸的雪山、越过广阔的草地，走过了中国革命史上那段艰难、悲壮的历史征程。1960年，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过草地及川西北人民在中国革命危难关头作出的贡献，国务院批准建县。周恩来题词“红军长征走过的大草原”，故名“红原”。
在亚克夏红军烈士墓前，红原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贺建军讲述了这座墓的故事。
1952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黑水剿匪部队进入亚克夏山。解放军轻骑师137团在亚克夏山垭口附近发现一排12具排列整齐的遗骨，从骨架旁还找到皮带环、铜扣之类的军用品。解放军团长唐成海判断这是长征时红军战士的遗骸。他认为这是1936年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北上经亚克夏山时发生的事情。这12名战士是个建制班，夜宿亚克夏山，因缺氧冻馁牺牲。当时解放军官兵收殓了红军战士遗骨，在这个海拔超过4000米的地方以石砌墓、用木立碑，采撷鲜花，扎制花圈，举行了一个庄重而简单的祭奠仪式。
这12位烈士的名字、年龄、家乡，我们无从得知，如今我们看到的烈士墓，也是当地政府重建的墓冢。这样的烈士墓冢，长征路上还有很多，墓中人的名字无人知晓，他们的功绩永世长存。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在红原，烈士没有被遗忘。 （光明日报记者 刘华东 陈城 通讯员 梁鹤）
记者手记
终于，我们站在了泸定桥上
桥体在不规则晃动，荡秋千似的，脚下水流激荡，桥板稀疏，似乎每一步都有踏空的危险。此刻，真切感知何谓“大渡桥横铁索寒”！
84年前，绝境中的红军，面对滔滔大渡河，面对河岸顽抗之敌，选出22名勇士担当飞夺泸定桥的先锋。勇士来自英名赫赫的红四团，都是自愿报名。
这是信仰的对决，这是意志的拼杀。
泸定桥只有短短100米，在万里征途中，似乎可以忽略。然而，那一刻，中国革命的成败系于这100米，系于22名红军战士的勇气和信念。
桥板被敌人抽走，剩下的铁索是滚烫的，守桥的敌军气急之下在桥头疯狂纵火，是勇士们用血肉之躯，冲过铁与火的封锁，突破枪林弹雨，以超越生命极限的壮举，打开了通往胜利之路。
血路杀开，他们身后，千军万马走过了泸定桥。
下达战斗命令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也从这座铁索桥走过，进入泸定城。
1年之后，在延安，毛泽东对斯诺说:强渡大渡河是长征中间最关键的事件。如果在那里失败了，红军就可能被消灭。
毛泽东写下“大渡桥横铁索寒”，一个“寒”字，既是对严峻战事的真实描述，也是对红军付出牺牲的彻骨痛惜。
在飞夺泸定桥纪念馆展线结束的地方，写着巨大的“传奇”二字。
记者从东桥头出发，踏出了走过泸定桥的第一步。大约走到10米处，晃动加剧，大家抓住各自背包带，互相搀扶着……终于，走到了西桥头。
就这样，记者亲身感受着这个伟大传奇的温度和分量，感受着历史的脉搏。过桥时攥在手里的手机，始终没有勇气、没有可能举起来……
回到东桥头，暮色降临，霓虹闪烁，广场上藏族音乐响起，市民们围成大圈跳起锅庄。
记者拍下照片发到微信朋友圈，有朋友留言:当年勇士们的梦想，就是为了今天的盛景吧。 （新华社记者 丁玫）
